令人捧腹又温情脉脉，充满奇思妙想。我对奥斯卡·王尔德的了解仅限于高中戏剧课上唾沫横飞的粗糙演出和拙劣的英式腔调，而对这位文豪本人知之甚少——但阅读本书完全无需背景知识。伯恩的创作已然绽放耀眼光芒。
1895年2月28日，伦敦阿尔伯马尔俱乐部，奥斯卡·王尔德正与友人共进晚餐。彼时他的多部戏剧正在西区火热上演，他是伦敦文学界的宠儿，穿梭于所有重要的社交场合。席间，王尔德情人波西（Bosie）的父亲——昆斯伯里侯爵突然现身俱乐部，留下一张卡片：“致奥斯卡·王尔德，装腔作势的鸡奸者”（原文将“sodomite”误拼为“somdomite”）。朋友怂恿下，王尔德决定提起诉讼，后续发展众人皆知：他败诉入狱，在雷丁监狱遭受磨难，出狱后移居巴黎，最终于1900年穷困潦倒地辞世，年仅四十六岁。
《天使之重》始于同一个夜晚，但面对友人的鼓动，王尔德只是揉碎卡片，随手弹到邻桌的香槟桶里，轻描淡写地说了句“谁在乎呢”。
由此，是一段出人意表、跌宕起伏又感人至深的旅程展开——伯恩在此展现出他巅峰的叙事功力。这部作品既是恢弘的爱情史诗，亦是对历史的大胆戏谑重构，更以慈悲笔触提醒我们：无论此路我们已走过多远，前方仍有漫漫长途。
请斟一杯香槟享用这个故事吧，王尔德定然也会如此。
【那么，这个故事？】
1895年2月，伦敦阿尔伯马尔俱乐部，奥斯卡·王尔德收到昆斯伯里侯爵的侮辱性卡片，指控前者为“鸡奸者”。在情人波西（也就是阿尔弗莱德·道格拉斯勋爵）极力怂恿下，王尔德一度考虑起诉侯爵诽谤，但终因顾及家庭事业、对法律风险抱有恐惧而放弃，选择撕毁卡片。此举导致波西愤然离去，两人关系破裂。
1896年2月，王尔德母亲去世。葬礼当晚，他得知波西因与两名少年在酒店同床被捕，罪名是“严重猥亵”。
1896年5月，波西的审判成为社会丑闻。法庭上，他起初机智地引用历史典故（如圣经中的东方三博士同床而眠）为自己辩护，但最终在检察官（王尔德的旧识爱德华·卡森）的逼问和其父提供的额外证据下崩溃。波西被判两年苦役。王尔德出席审判，并在宣判后当众掌掴了昆斯伯里侯爵。
1896年11月，王尔德在巴黎忙于《莎乐美》的演出。他得知波西在狱中健康恶化。
波西在监狱（彭顿维尔、旺兹沃思、最终是雷丁监狱）遭受非人待遇。1897年2月，他从狱中寄给王尔德一封恨意滔天的信，其名为《深渊书简》，指责王尔德毁了他，将一切灾难归咎于王尔德的引诱、嫉妒与背叛，并声称已与父亲和解。王尔德深受伤害但保留了信件。
1898年，王尔德的妻子康斯坦斯病逝，他深感愧疚。
1900年11月，王尔德在巴黎成功上演新剧《卡洛登夫人的耻辱》期间，得知波西隐居在一家破败旅馆。他前去探望，发现波西因狱中折磨身患重病（脑膜炎），已面目全非。两人进行了一次悲伤而坦诚的最后交谈，部分和解。不久，王尔德被叫到旅馆，陪伴波西度过了临终时刻。波西在幻觉中死去。王尔德在其遗物中发现了诗稿《雷丁监狱之歌》。
1900年，王尔德在巴黎重逢贫病交加的波西。此时的波西已被监狱生活摧残得面目全非，身患重病。两人进行了一次悲伤而坦诚的最后谈话，波西透露他创作了一首长诗《雷丁监狱之歌》。不久，波西因脑膜炎在破败的旅馆中死去，王尔德陪伴其最后一刻，并发现了那首诗的手稿。
1902年，王尔德参加爱德华七世的加冕礼，在仪式上与人群格格不入，深感疏离。
1904年，波西死后，王尔德的生活继续，但始终笼罩在过去的阴影下。他安排英国同性恋权利活动家塞西尔·艾夫斯与德国性学家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会面，希望推动法律改革。然而，在会面中他感到被两位更年轻、坚定的男性排斥，陷入对自己年龄、外貌和孤独的深深焦虑。他因一篇刻薄评论，与旧情人、布拉姆·斯托克之妻弗洛伦斯的友谊彻底破裂，显示了其性格中伤人及自我毁灭的一面。
1904年9月，故事迎来核心转折，王尔德前往博尔斯特尔少年犯监狱探视16岁的少年犯，男性雏妓埃德加·帕西瓦尔，花名“帕斯尼普”。这次探访震撼了他：埃德加透露在狱中遭受性侵，并坦言自己并非同性恋，卖身只为生存。王尔德首次直面自己作为“消费者”在性交易链条中的同谋责任，深感羞愧，决心改变。他四处奔走，但未能为波西的《雷丁监狱之歌》找到出版商，波西的悲剧有被历史抹去的风险。
时间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王尔德的小儿子维维安参军，并于1916年战死，这对他造成巨大打击。他与大儿子西里尔（军官）的关系也因政见不同而疏远。女仆南希始终是他忠诚的伴侣和管家。
1920年，王尔德的公共形象逐渐改变。他持续写作，文风转向更内省。1925年，他出人意料地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被视为一种迟来的、讽刺性的社会“平反”与主流社会的“赦免”。
故事的一条重要暗线也展开，也就是王尔德与他忠诚的女仆南希的关系。南希从一开始的羞涩少女，成长为他的知己、管家和最终岁月里最重要的陪伴者。她见证了王尔德的孤独、脆弱和改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王尔德从战火中幸存，但变得更加超脱。他与南希在乡间避难，两人已是相依为命的亲人。
1953年，年近百岁、步履蹒跚的奥斯卡·王尔德，在他终身伴侣、同样白发苍苍的南希的陪伴下，受邀出席了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加冕仪式。这个充满象征意义的场景中，王尔德作为一部活历史，回顾了自己漫长一生所经历的维多利亚时代、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社会剧变。他看着新女王的加冕，心中思绪万千。仪式结束后，南希问他感觉如何。王尔德回答，他“准备好了”。这句话既是对生命终点的平静接纳，也是对他与自身复杂历史达成最终和解的宣告。他们互相搀扶着，走入新时代的伦敦人群之中。
这部小说的真正弧光，是奥斯卡·王尔德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背负着幸存者的内疚，度过漫长的一生。他从一个唯美主义者，经历个人悲剧、战争丧子、社会变迁，最终成为一个疲惫但洞察世事的世纪老人。故事的核心情感纽带，是他与女仆南希之间超越阶级、历经时光的深厚情谊，赋予了整个故事史诗般的纵深感和沉思的基调。
这部小说不仅仅是一个“如果王尔德未受审”的假设，更是一部关于幸存者内疚、漫长救赎与历史和解的史诗。它描绘了王尔德在失去波西后，如何背负着间接的罪责度过余生。他经历了丧子之痛、世界大战的恐怖、公众声誉的起伏，最终在忠诚的南希的陪伴下，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故事的真正核心关系，从王尔德与波西的激情悲剧，逐渐转移为王尔德与南希之间静默、坚韧、跨越阶级与时间的深厚情谊。结尾的加冕场景，并非庆祝，而是一场平静的告别，暗示着一个备受争议的灵魂，在穿越了近一个世纪的狂风暴雨后，终于获得了内心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