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统治究竟是在哪个精确时刻掌控了一个国家？它很少瞬间降临，而是如暮色般悄然蔓延——最初，人们的眼睛还会慢慢适应。”
——埃文·奥斯诺斯（Evan Osnos）
一位德国精神分析师、他的犹太裔妻子、年幼的女儿，被法西斯主义的狂潮席卷
《哪怕我们如此渴望成为自己》讲述了纳粹德国时期一个雅利安男人与犹太女子之间炽烈却饱受煎熬的爱情故事，审视了生存境遇如何重塑个人身份，更以警世之笔勾勒出这样的常态：充满魅惑力的领袖通过谎言与隐晦威胁，让普通民众将野蛮暴行视作必要且正义的存在，最终令他们在看清真相时或因恐惧或因无力而放弃抵抗。
冈特·蔡茨在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长大，乔西娜·罗森则出身世俗化犹太家庭。1924年春天，在弗洛伊德的候诊室相遇后不久，他们便彼此坦承都是无神论者。“这么说，我们是一样的人。”乔西娜说道。这句断言将在历史长河中显现出真假交织的特质。冈特接受精神分析是专业训练的一部分，乔西娜却因一段她只愿称之为“那个男人”的创伤关系曾产生轻生念头而求诊于弗洛伊德。几乎在目光交汇的瞬间，两人就产生了强烈却矛盾的情感吸引。1927年秋，经弗洛伊德推荐，冈特受聘于声名显赫的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他冲动地向乔西娜求婚。她接受了求婚，却在恐慌中解除婚约，数日后却发现自己已怀有身孕。于是，怀着希望与恐惧交织的心情，冈特与乔西娜并排站在维也纳区公所里，听着官员宣布他们结为夫妻。
弗洛伊德帮助冈特获得柏林研究所的职位（该机构被广泛视为国际精神分析运动的先锋），是希望藉由让非犹太裔分析师担任领导职务，来保护“犹太科学”——精神分析——免受反犹主义浪潮的冲击。但事实上，弗洛伊德误判了他的疗法所面临的危机。纳粹竟认为精神分析是治疗PTSD的最佳方法，也能确保“优等民族”名实相副，尤其在工业生产力方面。因此，1935年，所有犹太裔分析师被迫逃离柏林研究所后，赫尔曼·戈林大幅增加其预算，并任命其表弟马蒂亚斯·戈林为所长。马蒂亚斯上任后的首批举措之一，就是邀请卡尔·荣格将精神分析术语“雅利安化”——例如，荣格将“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一词替换为“灵魂疗愈”（soul healing）。
冈特本性慈悲宽容，总试图理解他人观点——这些特质使他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分析师，却也导致他迟迟未能认清纳粹的恐怖全貌，更无力与之抗衡。他憎恶希特勒，蔑称其为“卑劣的小丑”，坚信其违背事实的意识形态与层出不穷的弥天大谎必将遭德国人民唾弃，最终导致国民经济崩溃与政府垮台。另一件冈特迟迟未能察觉的事是：女儿汉娜出生后不久，乔西娜就与“那个男人”旧情复燃。乔西娜自己也认为这段关系病态，却仍秘密维持了多年。
尽管冈特对生活中的种种黑暗视而不见，他仍有过几次本能地对抗法西斯主义。同事埃迪特·雅各布森遭盖世太保逮捕时，他试图干预，却被特工用枪柄重创。这次营救行动使冈特成为研究所同僚眼中的英雄，并因此受邀加入同事约翰·里特迈斯特组织的抵抗小组。（冈特虽是虚构角色，但雅各布森、里特迈斯特与书中诸多人物皆为历史真实存在。）冈特渴望配得上众人眼中的英雄形象，但遭遇盖世太保的经历让他心有余悸，只能选择蛰伏，暗自期盼时局不如表象恶劣，且一切很快会过去。然而不久后，一位病人——赫尔曼·戈林与马蒂亚斯·戈林的年轻表亲——具细无遗地揭示了“最终解决方案”的恐怖真相，促使冈特再次采取冲动行动，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哪怕我们如此渴望成为自己》与许多近期关于纳粹德国与大屠杀的小说存在共通之处，包括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的《利益区域》（The Zone of Interest）（2023年奥斯卡获奖电影原著）、安东尼·多尔（Anthony Doerr）《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All the Light We Cannot See），以及埃里克·拉森（Erik Larson）的纪实《在野兽的花园里》（In the Garden of Beasts）。更重要的是，本书逐步展现独裁者的代言人如何通过不断重复谎言、制造假想敌与危机、残酷镇压微小反抗来掌控国家，与保罗·林奇（Paul Lynch）的反乌托邦小说《先知之歌》（Prophet Song）（2023年布克奖获奖作品）的叙事模式高度契合。最后，虽然本小说以情节驱动为主，但通过冈特日记中关于梦境结构与目的、爱的暧昧性、自我本质及自我抹消诱惑的哲学思考，与本·勒纳（Ben Lerner）《托皮卡学校》（The Topeka School）、西格丽德·努涅斯（Sigrid Nunez）《弱势群体》（The Vulnerables）、特朱·科尔（Teju Cole）《震颤》（Tremor）及乔伊·威廉姆斯（Joy Williams）《哈罗》（Harrow）等近期作品具有相似的精神内核。
尽管本书明显承袭大屠杀文学传统，其与几乎所有其他纳粹德国恐怖叙事——无论虚构与非虚构——的根本差异在于：它不聚焦于抵抗战士或集中营幸存者。这类人物之所以主导着那段黑暗历史的文学书写，是因为他们能带来慰藉与救赎感，但这也制造了虚假认知。事实上，这些人物仅占大屠杀波及总人口的极小部分，专注他们的作品可悲地回避了那个恐怖时代的真相：大屠杀发生源于人性深处的根本缺陷，因此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民族中重演。若不牢记这点，我们将更难在局势无可挽回前识别类似事件。因此，在构思这本小说之初，我就决意不让任何主角成为典型的英雄或幸存者，他们只是无法完全理解或抵抗洪流的普通人。
但即便如此，我也深知即便在最恶毒的境况下，日常仍不会停止其日常性。人们依然寻欢作错，结婚离异，痛苦希冀，衰老蜕变，邂逅美丽。因此，即便主角们的世界日益恐怖，他们的爱与渴望依然炽烈真实——时而误入歧途，却仍闪耀人性光辉。正如书中一位历经磨难的角色在末章阐释其生活观：“此刻此地，鲜花依然生长，婴儿降生，人们坠入爱河，诸如此类。这些也是事实。这是好事。世界仍在。纳粹未能摧毁它。若我因纳粹未能摧毁一切美好事物而愤怒，或因他人幸福……比我幸运而怨怼，若我将他们的快乐 solely 视作背叛、残酷、不公——我该如何生活？那算什么人生？若我无法欣赏世界与其中的人们，我还算活着吗？那能称之为生活吗？”
补遗
以上是我两年前为本书撰写的介绍，而这两年来，世界格局的剧变深刻影响着读者对本书的解读与我的创作初衷。最显著的变化莫过于唐纳德·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我在其首任任期前夕开始创作，研究与撰写初稿过程中，我不禁注意到特朗普如何紧密遵循希特勒的剧本——包括持续运用“弥天大谎”（如此极致的谎言让人难以置信有人会捏造，进而误以为必是真相），以及通过煽动公众恐惧被指定的危险“他者”（此处指被他持续称为强奸犯、罪犯和恐怖分子的移民）来巩固权力。尽管我对特朗普首任政府的这些行径深感震惊，却完全未料及其第二任期会对民主、正当程序与法律发动如此全面迅猛的冲击，以及对黑人与棕色人种、酷儿和跨性别群体愈发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攻击。特朗普政府的诸多行径皆堪指摘，但最令我恐惧的是他试图架空宪法赋予美国境内所有人的法庭抗辩权，甚至将合法居民投入可能永无天日的监牢——希特勒上任后的首要举措正是废除德国公民的正当程序保护，随即开始监禁、折磨、处决所有被他指定为敌人者。这些行动彻底震慑德国民众，几乎无人敢反抗，并最终催生了集中营与死亡营。我仍希望特朗普不敢重蹈希特勒覆辙，但此类希望很可能徒劳。因此，我最期盼读者将本书——逐步追踪希特勒从边缘狂徒演变为大规模种族灭绝主犯的历程——视为对美国未来命运的严峻警示。
另一重大变局是10月7日事件及内塔尼亚胡就此采取的野蛮残酷回应。鉴于本书亦追溯德国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的暴行，目睹以色列自身正在实践种族灭绝——对加沙民众无情的轰炸、军事袭击与饥饿围困，唯此词可堪形容——令我深感痛楚。故我也希望读者理解：相悖的断言可同时成立。犹太人既可能是史上最骇人种族灭绝的受害者，亦可能是种族灭绝的施行者。哈马斯10月7日的行动是残暴的罪行，但此事实不能开脱以色列自身的骇人暴行。因此，我亦期望本书被视作对任何时间、地点、施行者出于族裔与种族动机的暴行的警告与谴责。道德律令平等适用于所有人，亘古不变。